国家可不可以不这样,完全是可以的,国家可以提老百姓的留粮,也可以放开单,但代价就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来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完成工业化，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是国家地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本质上都无法改变。

        然而这种思想与国家整的大战略不符，在这个工业化奠基的时代，国家需要整合一切资源来保证工业建设，上至国家领袖,至普通百姓没有人能例外，主席更是带反对特权,国家吃饭自讨腰包,住的房要付房租,里面家要付钱，就连开会喝茶都要付钱,不给钱就喝白开,这种形全世界除了中国本就没有。

        良久，方叶给他递了一支烟，打着火机递了过去，曾书记接过起了起来,苦笑着了一声谢，这才说:“所以，我的法是伤了他老人家的心了。”

        一切说到底,还是主席那句话&039;大仁政&039;与&039;小仁政&039;，是长痛还是短痛。现公社化之后，老百姓确实失去了自主权，农田里种什么也不是他们说了算,但是种来的农业产符合了国家的需要,而这在现的时代,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一笔并不复杂的经济计算,而曾书记之所以一直陷在其中,无法想通,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全国各地以及在安徽从政以来,看到了太多的贫困,太多的悲剧,作为一名定的革命者，他所想的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好过些，为政一方，造福一地，这也是朴素的政治思想。

        方叶继续说:“您这一代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打了基础，我们后来的人都非常的崇敬与激，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像我那边，现在老百姓说自己是‘&039;，国家不知这些吗?知啊,可是改吗?不会改的。”

到全国呢?西北地区人均粮产都不一定有450斤,如果都这样搞,那西北地区还征不征粮，国家和地区还建不建设?”“好，假设真的这样实行了，那么这里不足那里补，西北地区的建设是不是要从全国其它地方拿资源来?那么这些问题不就转嫁到全国其它地区了吗?”方叶继续说:“所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粮产的问题,也不只是公社的问题,而是国家整战略的问题,是要建设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问题，一切都在为这个战略服务，而同安县只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历史上本不存在，只是因为我的现才造成的，它不有普遍。”

        曾书记心神一震,他想起了几年前，方叶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些话，虽然当时没有直接明,但他知了自己未来的结果不太好，想到此，他推一镜,靠在沙发上皱着眉思考了起来。

        安徽地区就是,国家规定的留粮是人均320至350斤，如果这些粮真留来了，混个半饱不成问题,这也是1956年的安徽百姓生活还算过得去的原因,而若像江西一样，几亿斤几亿斤的粮往外调,结果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江西吃了大苦，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方叶的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不是多产粮就能吃得饱，难怕亩产一千斤,只要国家继续实行统购统销,生产得越多，国家的工业和各项建设只会越快，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农民该受的苦一样要受，只是时间要短些。

        以苏浙地区为例,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人均留粮420至450斤，相对来说老百姓的日比全国其它地区要好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两地人，普遍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没有说的那么夸张,他们表示没见过有谁饿死,但如果对苏浙的征粮像西北或其它地区一样，人们的认识就会反转。

        方叶长篇大论的一番解释，直接将曾书记沉默了，而他见话也说得差不多了，便直截了当的说:“曾书记，我就直说了，从历史上看，主席对您曾经是十分期待的,也是信任的，说句不太恭敬的话，您也算是他的老班底了，又都是湖南人,如果您在这件事上看不清,那他老人家恐怕是真的要失望了。”

        “您说呢。≈ot;方叶见他似乎想明白了，便接着说:“我也不是啥专家啊，就说一些浅见，国家治理是一个重大的事,有时候的决策甚至会很残酷，很冷血,但若从国家，从民族复兴的度发，这个痛苦总要有一代人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