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租的房子在旧楼四层，没有电梯。

        岑年扶着扶手一层一层往上爬，胃里还隐隐作痛。钥匙cha进锁孔时，她手指发软，试了两次才打开门。

        屋子很小，窗帘拉了一半，晨光从缝里钻进来，照见茶几上母亲上次住院留下的缴费单。

        岑年把包放下，从里面摸出那沓钱。

        钞票皱巴巴的，带着烟酒味。她一张张数好，夹进病历本里，又去浴室洗澡。

        洗完澡她没有睡。

        吹干头发，换了件干净的白t，拿上病历本和缴费单，去了医院。

        岑母还在睡，脸瘦得只剩一层薄薄的皮，手背上扎着针，输ye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落。

        岑年站在床边，看了她很久，半晌才低低喊了一声：“妈。”

        岑母慢慢醒过来。

        看见她，眼底先有了一点光，随后便挣扎着想坐起来：“年年回来了。”

        “嗯。”

        岑年快步上前扶她，把枕头垫到她背后，又替她掖了掖被角，这才在床边坐下。

        岑母抬起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

        “学校放假了？”

        “没有，上午没课。”

        “那你还跑过来做什么？多睡一会儿也好。”

        “我想妈妈了。”

        岑母笑容清浅，落在一张久病的脸上，像冬天里很淡的一点日光。

        母女俩说了一会儿话。

        说是说话，其实多半是岑年在说。岑母病久了，气息虚，说不了太多，只偶尔应一声，眼睛却一直看着她，怎么也看不够。

        岑年十八岁以前，并不是如今这样的生活。

        她生在北京，长在很好的房子里。

        母亲是学艺术的，年轻时画画，弹琴，cha花，连吃饭用的瓷盘都要讲颜色和光线。

        父亲很忙，从不缺席她人生里那些体面的场合。

        升学宴、生日宴、出国前的送别晚餐，人人都笑着夸她，说岑家的女儿漂亮、聪明、命好。

        十八岁那年，她去了澳洲。

        那时她刚入学不久，行李箱还没彻底收拾完，宿舍窗外的海风每天吹得窗帘乱晃。

        她曾以为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后来才知道，有些人的命运会在猝不及防时极速坠落。

        父亲出事的消息传来时，她在异国他乡坐了一夜。

        第二天，她退了课，买了最早一班回国的机票。

        回到北京后，她开始面对，紧闭的大门、冻结的账hu、查封的房子，和一群突然变得陌生的熟人。

        更难堪的是，直到那时她才知道，父亲早在出事之前，就已经把能转走的钱都转走了。

        那些钱没有留给她和母亲。

        它们流向另一个女人，和一个被藏在阴影里许多年的儿子。

        岑年还不来得及反应，母亲却病倒了。

        那个从前连裙角沾了灰都要皱眉的女人，在一场又一场变故里迅速枯下去。

        后来岑年带她离开，辗转来到汀城，租住在老城区一间chao湿的小房子里。

        日子从不会因为谁已经够可怜，就肯高抬贵手。

        岑年最初去会所，只是做服务员。

        端酒，收杯，清包厢，拿一份算不上体面的时薪。经理见她长得漂亮，不止一次暗示过她，若肯坐下来陪客人喝几杯，赚得会比现在多很多。

        岑年没有答应。

        可在那种地方，女人的拒绝有时候并不算拒绝，只会被当成另一种不识抬举。

        出事是在一个雨夜。

        包厢里坐着几个南汀有名的公子哥，喝到后半夜，兴致上来，便开始拿人取乐。

        有人输了酒，喝不下去，岑年被叫过去代喝。

        她那晚喝了很多。

        她撑着把最后一杯酒放下，伸手去拿桌上的钱，不料被人扣住了手腕。

        那人叫华子，家里做地产，平日里被人捧惯了，说话时总带着一点轻浮的笑意。

        他指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