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这厮好不礼貌！

        可在当时看来，司光、苏辙等人的主张才是主思想，才是站在德制，是重“正名”而轻“小利”。他们并不是“卖国求荣”，擅起兵事的才是“卖国求荣”。

        所以曹暾即使有可能当上大宋皇帝，他也没有任何劲。

        他掩着嘴：“是、是啊，我也刚启蒙，听不懂

        还有大臣，如范纯仁和苏辙认为，直接迫西夏接受还地，也是迫西夏，是不德、不合礼仪的。他们应暗示西夏来索要土地，然后以还地为基础与西夏签订新的和平协约。这样大宋就站在德和礼仪的制。西夏再有奸谋，就会“人神共愤”，自取灭亡。

        不过因为大宋没赢，所以他倒是没有说大宋赢了也不德，只说西夏人赢了大宋不德，所以大宋还是比西夏。

        从后世人，尤其是现代人的三观来看，仿佛在看一种不可名状之。

        范育见有人打阵，开心地释放了自己的哈欠。

        而元祐党人则是延续宋太宗以来的宋儒和大宋朝廷的主观。当时整个大宋就是以此为德准则，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其实一些庆历君的思想和他们差不多，只是没有付诸实践。

        在场的人频频颔首，即使是张载等长安边民，也没有对程颐的话有任何异议。

        曹暾摇：“不累，只是我刚启蒙没几年，听不太懂。”

        曹暾假装自己年幼弱，坐不住了，往范仲淹上一靠。他两迷蒙，开始发呆。

        曹暾看向范仲淹。

        曹暾非常不客气地：“我年幼，听不太懂，困了。”

        发展到宋仁宗时，整个国家主思想已经异化到了连大宋打了胜仗，因为大宋不德，所以大宋仍旧输了的论调。

        宋宗、秦桧，以及后世的卖国者是知晓对错，知自己在卖国，他们的行为就是奔着犯错去的。他们自己都知自己是罪人。

        曹暾不尊重，但理解，知他们是历史局限，倒不是真的坏。

        区区一个皇帝，还想改变整个大宋百年风气？祖宗之法警告！

        割让四寨给西夏的决定，大宋甚至是以“诏”的方式直接“施恩”西夏，命令西夏拿了地就别再起争端。等西夏拿了地后继续攻打大宋，大宋太后和元祐大臣就着脚破防，觉得西夏人你咋这么不德。

        范仲淹：“……”以你的年岁，就是从生起就开始启蒙，也叫启蒙没几年。

        然后呢，西夏人不德，大宋人就要更德，循环往复了。

大宋才更要彰显尚的礼仪。西夏并未提让大宋还地的要求，大宋仍可主动宣布还地。西夏得到意料之外的赏赐，一定会恩德，世代臣服。

        范仲淹却没有批评曹暾，而是担忧地将曹暾抱到怀里：“可是累了？累了我们就先回家休息。”

        夫的神倒是有些复杂。奇了怪了，元祐弃地的支持者范纯仁和范纯粹都是夫的儿。他们受夫言传教，所言所行不该是夫所思所想吗？

        程颐还在侃侃而谈，说的都是大宋如今主的陈词滥调。

        而以上关于割地求和便能永保和平的提议和执行，都在大宋讨论，没有和西夏行任何谈判商定。大宋以为自己德了，西夏就一定会遵循自己的德。

        摆了。

        自宋太宗北伐失利之后，整个大宋从朝堂到士林之间的风气就转向了病态地恪守国家的德。宋人比起军事更重德，因德和礼仪而自信。辽国打了胜仗，但他们是不德的，所以大宋仍旧于辽国。

        更正因如此，种谊、范育等人将西夏与青唐打退后，苏辙才会要求罢免种谊、范育等人，认为他们抗击西夏和青唐打过了，打到了西夏境，夺取了西夏的土地，让大宋陷了德困境。

        唉嘛，整个大宋就是这样啦。

        曹暾对司光、苏辙等人没有太大恶，也是因为如此。

        张载略带慌张地看向范仲淹。

        他指责朝中支持种谊的人背弃儒者所学，贪小利而失信夏人。此次战争“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作过，专于所争杀人”，是“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大宋应该继续割让兰州，以重新站回德的制上。

        程颐见曹暾坐歪了，止住话，温和：“可是我的话让你无聊了？”

        也正因如此，当大宋给西夏送地，西夏和青唐以为大宋衰弱而举兵犯境时，元祐大臣没有提议整备兵戈、重修堡城，而是提议在边张贴榜文，细细阐明哲宗继位后对西夏的各种恩赐。西夏国主就会到惭愧和敬畏，无法号令属，大宋必取全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