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动骨，便只能动。

        刘钰这个新兴阶层的总后台，笑：“你们啊，还是界浅了。这官盐不畅、票据无人，就非盯着国吗？此番回京之前，正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说。我看，你们的生产，还是要扩大一些才是。”

        包括为什么会皇帝会选择故意允许一些新思传播、为什么大顺依旧允许儒林广开社团等等。

        搞清楚了这一，也就明白了大顺到底是怎么在改动了这么多、实际上并没有用屠刀只是偶尔说自己有刀吓唬吓唬人的况，基本扭转了明末几乎彻底混乱的意识形态。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是谁？

        言官？太监？江左妄人？宋明理学？空谈心？吏治崩坏？军制？不集权？收不上税？清？德败坏？藩王？抗税？

        这叫【善为政者，必明为舆论之仆，暗必为舆论之主，夫事方可成】。

        譬如这一次盐政改革之前的许多年，大顺扭转了从万历三十几年就开始现的关于“盐税不对”的思想混乱。通过“大义”为名，解释了征收盐税是大义，而不征盐税是小义，大义要让位于小义，并且神奇地解释通了。

        这种德空谈的东西，一旦现了“大德、小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了功利之中。

        还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学问破而不立等等，每一个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顺皇权是乐于看到这种拉扯的。

        这就是一场著名的“修补”大会。因为“保天”的前提，是基本承认前朝的土地契约，最多只能永佃减租而不会去均田了。

        “这来大盐厂工，所有的风险都是工厂主担着。那些工的，时领取工资，毫无后顾之忧，也无需担心了，实乃天大的好事嘛。”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谁的利？

        “你想啊，这自己盐，还要担心盐价、还要担心柴草价、还要担心刮风雨、担心海泛滥等等。”

        心满意足的刘钰果断地停止了自己咄咄人的追问，这时候也顺着林的话：“林大人的话颇有理啊，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大局为重。淮南的事，以后再说。只说淮北，这盐场亦非是不要雇工，若是小盐破产，就来大盐场工就是了。”

        谁的功？

        那就有意思了。

        现在他这么说，就是刘钰所需要的表态。

        那么，大明后期败亡是因为啥？士大夫来讨论，自然不会及到本的土地兼并问题。

        看似林是被那些官员到了墙角，实际上还是被刘钰到的墙角，是刘钰咬着这个问题不放，一直在他表态。

        而这个时代，舆论掌握在谁手里呢？

        连这样的说辞他都搬来了，剩余的人更是无言以对了，只能沉默。

        这场对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讨论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使得大顺的许多政策改动，都变得合理了。

        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既是选择了保天，就是在保一个象的东西，不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象怎么来呗。

        比如言官的改动，比如清吏司的改动等等加皇权的措施，变成了“不是皇帝主动这么，而是你们反思了前朝的问题后，朕接受了你们的建议和劝谏，于是这么了”。

        仅从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行分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倒是盐场的董事会成员连忙：“国公能察我们的辛苦，我等激涕零啊。这一睁，就有几千人等着吃喝拉撒，还要担心天寒日短、大小、官盐不畅、票据无人，我等之苦，非国公不能察啊。”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不谈本质，只谈，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有可能是原因。

        动嘛，修修补补。

        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如今林拿这个话来说那些为民喊冤的人，实则就是说“我承认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从大局上看，是可以作为代价被舍弃的”。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畸形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大顺把先后顺序、大小顺序，调整了一。

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研讨的目的不是去论证大顺代明是合法的，而是去让这些士大夫畅所言谈谈盛的大明为什么后期变成那个鸟样了。

        大顺不要活着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亡天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现，不要空谈扯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