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说，孟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海德格尔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本恶”，则为法家、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打基础，同时荀的理论还带有仁学彩，至于他的学生李斯主实践、韩非主理论，然后他们作为法家，没有人味，那就是后话了。从行动、理论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已是大功一件，真没必要苛求古人，他们也有时代局限。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的问题，还有一个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因而孟荀两者的观，很难说谁的更重要，谁更明。而赵昺觉得只有小孩才取舍，成年人则表示都要。

        “这……”邓光荐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说’给窝了脖，气恼之余，也觉得陛所言并非没有丝毫理，竟然他一时难以反驳。他也清楚荀所的时代，正是秦国崛起之时，诸家都面临着挑战，该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创新或收别国创新成果的国家？

        对于政权合法的解释，孟“得民心者得天”，是非常伟大的深刻见。而荀从逻辑上推理“化起伪”，说社会制度来源，同样是跨时代的伟大思想。而对于社会的观，孟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恒产者有恒心”，荀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其实赵昺在赵昺看来，继承和发扬了孔学说的孟及‘离经叛’的荀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路，而荀的学说更有前瞻。孟的伟大之，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人价值观。而荀的伟大之，在于他侧重回答了“人应该怎么样？”

        随即秦昭王接着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儒家若成为一个“人上”该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荀虽然调了礼法并重的意思，但更为调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持认为政治合法来源于王，而非暴力获取——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不为也。

        “因此，荀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礼法并称，礼又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朕以为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则指制度。荀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之基础，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德立场。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追求和必要而又持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兼而论之，学而化之，”赵昺又笑嘻嘻地

        邓光荐也算是当宋朝大儒，熟知经史，他虽未能在《史记》的荀传记中看到他秦的记载，但在《荀》中则可以看到他与秦有关的记载，他认为百姓的生活方式简朴有古风。尤其是对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现，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则能够“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党。朝廷也有决断力，从治理国家的方式上看，秦国可以作为一个表率。

是追求利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作限制，二者之间确实不免有冲突。但朕以为为了确保朝廷正常运转，政令的通行，礼的遵循当然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制。由此，礼转为法也是必然。”赵昺言。

        很显然，在荀这里，他认为不同的社会角有不同的德要求，要治理天，必须以天为公的态度，推行王政治，而皇帝前时的法正是如此……

        从人论来说，孟和荀，一个谈自律，一个谈他律，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德自律到德教化，以达到“上同德”——这不就是今天的国主义教育的形，其崇的“舍取义”神，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源吗？

        在《儒效》中还记载着他与秦昭王的对话：秦昭王直接对他说，儒家对于治国没有帮助。荀并非如商鞅那样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调儒家有在朝政、在野俗的“效果”。儒家对于自己的德品质有在的要求，这使得儒生不会被贪邪之所左右，必然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