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文化和非主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也以为喜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总是从德角度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德至，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德哲学，也是他们立的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以为就很难说了。

        赵最终是不顾朝野舆论，借助军队的力量行推行，更而激发了他们的‘凶’。而北伐以来，各种声音是尘嚣日上，连几位丞相都被牵扯其中，被骂为助纣为的奸相……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的知识份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早在汉末，阉宦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士横议”。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些事的人，但凡想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大阻力。许多加国防，改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世哲学。由于清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德观和价值观已经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同声，其利断金。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本地人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

        这种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弟天生就有人一等的优越，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平。

        在赵的记忆中，清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应该是在明朝。可他觉得当清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他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天怒人怨，伤天害理之事，可反对的声音一直就不断。为此自己也过反思，他以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动了一些士人的酪，从而遭至他们明里暗里的抵制。

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清谈的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主要是靠谈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