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十月二十日，三省、枢密院言：“六礼，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差执政官充使，侍从官或判宗正官摄宗正卿充副使。以旧尚书省权为皇后行第。纳采、问名同日，次日纳吉、纳成、告期，。纳成用谷圭为贽，不用雁。‘请期’依《开宝礼》改为‘告期’，‘亲迎’为‘命使奉迎’。纳采前，择日告天地、宗庙。皇帝临轩发册，同日，先遣册礼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诣行第班迎。”

        排除了又一障碍，赵昺的婚事程也开始加速。祥兴八年十月初十，皇太后诏：以皇帝纳后，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与太常礼官检详古今六礼沿革，参考《通礼》典故，为成式。群臣又议勘昏，御史中丞邓光荐请不用阴阳之说，右相文天祥亦言不可，太后纳之。

        大家统一了思想，事就好办了，很快一份有关冠礼的实施细则就台了。然后呈给太后御准，请了懿旨，便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在文德殿为皇帝举行冠礼。当然冠礼之前，要请皇帝奏告天地、宗庙，又遣使分别祭告社稷、诸陵、观等。

        赵昺此刻成了一个旁听者，朝堂上闹闹都与其无关了。他听着也只剩苦笑了，说这些程序往往需要耗时数月，甚至年余。不知是他们担心自己变卦，还是急于让自己亲政，反正

        本来依照礼制还应由礼直观再读一份敕书，而其宣读的这段容是赐予皇的表字，意思一方面表示了长辈的期望，另一方面表示其已经长大成人。但是这重要程序此次也省了，只因为大宋历代为皇取表字的甚少，且即便取了谁又敢直呼皇帝其字，那不是疯了，就是活腻了……

        于是在集议上，陆秀夫说话了。他称旧制不可守，礼法也要应时而变。当年司光正是顺应了时变修订了《仪礼·士冠礼》，对程序加以简化和变通，使之易于为上至君王朝臣、至平民百姓掌握，从而能够推行天。而朱熹所著的《朱家礼》，不过沿用了司光《书仪》的主要仪节，只是将冠年规定为男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了相应的要求而已，此外并无创新。

        大家听了觉得陆秀夫的话不无理，当什么事最重要？恢复中原，驱逐鞑虏才是重，而为达成目标礼法也要为此事让路。而当年司光重新修撰礼仪，也正是痛于当时佛教盛行，对儒文化产生了烈冲击，这次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因此陆秀夫以为皇帝的冠礼应参照司光的《仪礼·士冠礼》行之，且陛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乱世，不必过分拘泥与旧制，而应顺应时事，尽快让小皇帝亲政，总领军政才是正理。其意思反正也就是说特事特办，国民乃是一切之本，国亡民散，什么礼节都是无用，就是‘非礼’也要让其尽快亲政。

        对于这份简化版的冠礼，赵昺还是基本满意的，不仅花钱少、程序简单，且自己也少了许多麻烦。冠礼当天，文武百官上朝次序站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就位。以太常卿掌冠，以阁门官赞冠。然后他依礼“三”：一折上巾，再加梁冠，三加旒冕，然后到东偏殿换上朝服就位便结束了。

        礼尚书徐宗仁又言：“据《开元礼》，纳采、问名合用一使，纳吉、纳成各别日遣使。今未委三礼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发册例立仗。”太后诏：“各遣使，文德殿发制依发册立仗。”同日诏，左相陆秀夫撰册文并书。学士院上六礼辞语，纳采制文。

皇帝也要促成此事，其这个婚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