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税和地税并非由民同时负担，一般况是，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但也有混乱形存在，即往往有一并纳二税的现象。另外，凡征税粮时，每石又带征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这就属于分外的了，被地方和胥吏们侵吞。

        更鼓响起已到时，赵昺才结束谈话，命郑虎臣先将周密好生安置，

        南方的赋税制度则沿用南宋的两税法，照地亩征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秋税征粮，夏税征木棉、布、绢、丝、绵等。南方也有科差，分为钞和包银两项。钞相当于北方的五丝，忽必烈规定，于一万田租中征钞百锭。包银每征银二两，折收至元钞十贯。而元代全国的税粮总数，每年一千二百余万石，其中大分来自南方。

        其外元廷又有繁重的徭役和差役，把所属人划分为民、站、匠、冶金、打捕、盐、窑等，称作“诸计”，使之各当其役。一般民要负担开河、筑堤、运输、修城等徭役，不时被征发应役，几乎无日休息。其他人则要各自负担一种特殊的差役，并且要世世代代负担去，永远不得解脱。而徭役与差役的繁重、严酷，从而导致农民破产逃亡，但是又被加于其他人上。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收税。

        可为稳定人心就不能全盘继承原有的税制，谁都知宋末为了支撑战争，不断增加捐税，以致民怨沸腾，各怨声载，使得统制基础动摇，在元军过江后迅速灭亡不无关系。伯颜在平定江南后，减税减租，收拢人心，可以说对稳定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平衡缺钱和收税两者的关系就要先搞明白当前的况。

        元廷在北方的赋税主要有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丁税每丁粟二石，地税每亩粟三升。所谓丁税每丁粟二石是指全额丁税而言，然而纳丁税的人起初并不都是交纳全额的。直到至元十七年了大的调整，规定：

        不过正是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统治者的穷奢极使得财政支越来越大，而元廷为了弥补亏空，只能不断调整税制，这也让事务局收集的报千差万别，把人搞的云里雾里。现在碰到个明白人，赵昺当然不愿放过，从周密中了解一些实，当听其侃侃而谈便知问对人了。

        而科差又分丝料、包银、俸钞三项，都是以为单位征收的。丝料开始于窝阔台时，当时是每二丝一斤，交纳政府；每五丝一斤，交纳有封地的封主。这一办法到忽必烈时又有变化，改为每二丝二斤，交纳政府；每五丝二斤，交纳有封地的封主，称为五丝。由此，每丝料的负担要比原来增加一倍。

        全科丁税，每丁粟二石，驱丁粟一石；减半科丁税，每丁粟一石；协济（家中没有成丁的）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原已籍、后又迁移他乡就地籍的）丁税，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二石。

        除去上述赋税之外，元廷的苛捐杂税也不少，他们巧立种种名目勒索，不时加之于人民，主要的是括、和买、和雇。而所谓“括”，即是无代价地向民间取匹。又有所谓“和买”就是官府采买民间料，或派给民间造作项目，而不给予价钱，或给价极少，其名为“和买”，实则科派取。“和雇”则是官府雇佣民间车辆脚力从事运输，而给价十不及二三，名为“和雇”，实际等于征发徭役。

        包银在蒙哥时，规定每征银四两，其中二两征银，二两折收丝绢等。至忽必烈时，每纳银四两改为纳钞四两，由于钞与银的比价是钞二两合银一两，所以实际减轻了一半。俸钞也始于此时，每纳钞一两，用作官吏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