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培忠还好，他也算得上是新成长起来的将领，陶也闻言却是心中一紧，其实就算黎汉明不说，近来他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但依靠技术壮大和获利的英国，不懂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更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礼节，那些列于回礼中的景泰蓝、丝绸、宣纸，也不仅是古老的工艺品技术，更代表着古老的传统。

        欧洲诸国林立，相互之间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有限，这些都生了他们对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试探。

        而黎汉明要的就是改变这一切，把中国从天向国家转变，把中国一词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

        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晚明廷，主要靠三件事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

        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

        如此一来，必然就会及当儒学的利益。

        如果他要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家天的话，不过也只是换了一个人当皇帝而已，与国家、民族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地理知识很快被边缘化，天圆地方的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举动除了法国本的地缘政治考量，其中也暗着拿破仑个人征服东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东方取得，欧洲太小。”

        与之相似的行动也发生在四年前快速上升的英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以戛尔尼为首的八百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

        再过两年，拿破仑便会挥军南，正式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东，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侵亚洲：他骑着大象，手里拿着经他个人修订过的古兰经。

        万历皇帝喜自鸣钟，天天放在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当时的乾隆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

        相对而言，久在中国生活的利玛窦无疑更懂得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他不仅将西方惯常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图改为以太平洋为中心，还把零度经线移动，意在使中国于地图正中的位置。

        “中国很大，但世界更大，将来我们要打的仗还不会少，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在国这一亩三分地上与满清斗，这一我希望你们都能重视起来。”

        陶也发现自己的观念还是太陈旧，已经有些跟不上新式战争的步伐了，如果再不抓紧学习，就算不被

        人们在看待外来事时，总是习惯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观”里的朝贡系的视角。

        最后，黎汉明给他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如今他能用的将领还是太少，将来像杨芳这样的人才成长起来，势必会碰到陶也等老旧将领的利益。

        只有把家天的中国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将来不是帝制也好，还是其他制度也罢，都能从意识形态上本的改变固有的观念。

        这个传统即是“天”传统，是万来朝的传统。事实上，在戛尔尼带来的诸多礼中，地球仪遭遇了明显的冷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为此，他随带了大批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员、哲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记录法国启蒙之光初临落后东方的盛况。

        再有便是，随着国家概念的降临，惯于面对中心的中国百姓，不得不被迫面对广阔的四周和海平线。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才加我们，或者面的各级将士也会成长起来，如果你们不思取的话，是会被逐渐的淘汰的。”

没有经纬定位系统。

        “打仗，难免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现问题不难，但同样，你们将来在战争中发现问题后要学会考虑解决问题。”

        但地球仪对中国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战显然比地图要大得多。它的转轴再也不可能掩饰中国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分而已。

        所以黎汉明的动作一直都很小心，他的计划是从底层百姓开始改变，从军营开始改变，至于那帮固有的酸秀腐儒们，黎汉明也没打算主动去招惹。

        当然，黎汉明也知，这一转变会很困难，因为这样的转变需要国人不得不去学习那些原先权当珍玩的枪炮，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当戛尔尼炫耀地展示地球仪时，满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得这么小？

        四十多年前的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猪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钟和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

        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