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昖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之隔的义州地带。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此外，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世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以及主张将西人党全驱逐、有排他的北人党。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在播迁地的选定上。播迁地的选择与辽东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提了如想法：

        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附”的问题上。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三理由：“自上不守此城，则退住之，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

        当李昖一行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昖对于李恒福提的由义州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他亲自面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附本寓意也”——这是我的意思。

        之前说过，最早提去辽东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朝堂后，渡辽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柳成龙提两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如故，湖南(畿湖南)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彼时廷臣皆言：“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附还是心存抵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以此为契机，东人党开始批判郑澈，同时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狱致死的崔永庆伸冤。就这样，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再后来，就如何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便分化了。

此时，李山海的儿李庆全收买了信诚君的舅舅金公谅。金公谅诬告郑澈扰乱后，陷害王。信诚君之母金嫔为了保护信诚君，果断背叛了郑澈以及西人党。此后郑澈果真在经延之中提议立世，李昖顿时大怒，当面训斥郑澈，而彼时李山海对一切了若指掌。

        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附”之事决反对。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源所在。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不断变化和对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附事件争论的落脚便在播迁地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附的可能。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