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阁观政学习的新科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阁，“俾属草”。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黄淮为少保、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尚书，太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制”。

        这与六尚书选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对此种况，《明实录》中较为明确的记载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永乐二年(1404)左右，当时新科士中的一甲与庶吉士的28人“就文渊阁其学”，最终三年考满之时，彭汝、王直、余鼎等人得以留任。

        文渊阁是阁臣直办事之地，这两次学实质是阁为挑选接班人而行的，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王直曾长期在阁撰写诏书，愉、曹鼐在杨士奇、杨荣致仕后阁预机务，可见当时阁迁的惯例是以翰林院官职为主，这在正统以后也继续沿袭，“故正统年间陈循、谷、苗衷、愉、曹鼐以学士，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则旧意犹存可考也”。

。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并且调：“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

        这基本上表明，朱棣设立殿阁大学士的初衷，便有着削弱六尚书地位与职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时，“命行在翰林院修撰愉、陈询、林震、曹鼐，编修林文龚、锜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三十七人，于文渊阁学”。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

        刚才曾说，如果照过去的规矩，务实了尚书，基本就绝了阁的路，这和早几年务实外任广西巡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理，这是有例的。

        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职责，“盖朝廷用阁者皆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段怎么理解呢？阁在创建初期，虽然尚归属于翰林院辖，当时阁诸臣也以翰林院官职为尊，但是朱棣在这次宴会中，将阁诸臣与六尚书同等赏赐，并明确调其官秩虽然仅为五品，但职能不在六尚书之。

        当然，阁这种职、权严重不相匹的况并没有长久持续，随着阁地位的提升，仁宣时期开始形成阁臣阁后加六尚书或侍郎等虚衔的惯例。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就是曾担任过吏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现了阁与六尚书的制衡。

        王直的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到渠成之事。

        另外，阁建立之初的选任方式也与六官员有明显差异，阁基本都是以直接从翰林院官员中选为主，甚至因此曾选择分新科士与翰林院官员于阁观政，作为阁臣的预备者。这一条到如今万历年间也依然存在，即所谓观政士是也——他们的共同特其实并不是“士”，而是“翰林”，绝没有不是翰林却了观政士的。

        虽然这种加封是“不预所升职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六职权的侵犯。时人对此也曾明确指其有违祖宗之意，“大学士五品尔，如加于六卿，则何不崇其阶衔也”。

        这种加衔虽然破坏了对阁的限制，但是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其涉六事务的便利，一步化了阁对六尚书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