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后果也很严重，导致了后来汗位继承危机的频频发生。后世就有学者认为，元朝的皇位世袭制度，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库里台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仍然有扰世袭制的顽固力量。

        再说，这个库里台大会制度也谈不上什么完，至少从当时元朝的政治实来看，这个制度也一样有很多问题。

        举个例，忽必烈推行汉法期间，曾在汉人大臣的建议，尝试建立中原王朝的储君制度，但当时库里台制度仍然与之并行不悖。

不满，则大汗也寸步难行。而这个库里台大会也不是长期、固定的举行，如此就让大汗可以在平时自由的行使权威。

        自夏启废禅让，家天思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数千年，“天系于一人”非止一朝两朝之事，要改变谈何容易！

        罢了罢了，这题对于我一个区区翰林院侍读来说，现在怕是还有超纲，还是等将来够资格了再说吧，说不定到时候会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呢？

        况且，蒙古人有库里台大会这样从落联盟时期就传来的“选君”传统，而大明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可不是这样。

        世袭制在很多后人看来很是落后，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袭制也有其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

        脑壳疼啊……算了，先放一放吧，我现在也还没到能考虑这件事的时候。

        权威可用，却又有所顾忌，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比一言堂反而更好一？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册立嫡长真金为太，授予皇太宝，建立东，备府人员。至元十六年(1279)，让皇太参决朝政。

        可是，走极端则表示政治制只要现变动，就多半要经历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务实乐意选择的路线。

        比如说像大明这样，在“谁会是一任皇帝”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明确无误的，因为大明从来没有废过任何一个太，也从来没有现“大哥还在，二弟继位”这种事，所以众臣也就不必分别站队，然后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搞各种政变、兵变的乱来——这就相当于把国家耗降低到了最低。

        也就是说，忽必烈尝试建立的储君制，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前四汗时期的大汗生前指定继承人的质一样，被指定者依然必须经过库里台大会才能继承汗位。

        这样一看，大明的皇帝独裁也好，蒙古的库里台选君也罢，都有其优，也都有其缺，绝不是单纯的你好我坏，或者我好你坏就能说得清楚的。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祖制”形成，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历代大汗、新君基本都遵循祖训旧规，不是顺利继位，还是通过武力或政变夺得大汗—皇帝之位，都要举行由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参加的库里台大会。

        可是，大明的皇权却该怎么限制呢？万一现一个“崇祯圣君”，百官可没有什么办法能限制他啊。

        结果到了1294年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还是先经过库里台大会才得以继承皇位。

        然而太真金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病逝之后，忽必烈再未正式建储，只是于1293年将皇太宝授予在漠北镇的真金次铁穆耳。

        况且中国的政治制度又容易走极端，像欧洲那样搞妥协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很难——君主势则没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什么事，而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势，那恐怕也不会有君主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