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朝贡贸易”与百姓之间互通有无的互市贸易是质不同的商业活动，与游牧和农业两种经济之间的交换活动不可同日而语。克思不是说过么，“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明初的“朝贡贸易”是与当时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

        可见这个时期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的增长，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交换，另一方面自也现了“落众多，用不足”的况。在这种况，蒙古必然要萌发对外贸易的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人生产的粮及其他生活消费品。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蒙古统治者就只能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人行贸易的大门。“庚戌之变”其实就是这类战争的一个缩影。

        “私市”并非近来才有，实际上早在弘治年间就已经现了，“近闻北虏贡多挟边私市，市者得之皆以归势家，因取厚利”。“厚利”之，商民必趋之若鹜，“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尽大明朝廷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企图禁绝“私市”，但是蒙汉间的贸易活动是蒙古与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并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国家的制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曹淦摇：“铁锅这等什，价格倒也不能说不划算，但官府、边军也有时候会查。小人是觉得，反正其他买卖也能养活百里峡这一帮人，犯不着为了几铁锅犯禁，惹得官府侧目，自找麻烦。”

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找咱们汉人买獭，特别是蒙古贵人们，都喜獭。”曹淦解释。

        其实蒙古人与汉人直接的贸易往来本就没怎么断过，远的不说，就说大明，永乐年间，阿鲁台就与明朝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这种“朝贡贸易”属于官方间的贸易，主要于蒙古封建主的请求。他们希望通过朝贡获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他们自己生产不了却又很想享用的档产品。

        务实赞：“好，你这个想法很聪明。”然后又问：“不过我听说官市并不常开……你是走的私市这条线？”

        错非如此，来年拱怎么可能借机推动“俺答封贡”这桩大事？可见这件事是有各种基础的，大明朝廷只要有个能够真正站在实际立场看问题的政治家，就一定会顺势而为。

        务实又想了想，问：“你们不卖那些铁锅之类的东西？”

        到了明中期前后，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里被称为小王的达延汗消除了蒙古社会的割据和混战局面。嘉靖时，“小王最富，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落在西北边者甚众”。“年来收养残秽．兼之卤我生，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吉、俺答诸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矢者，盛耶？衰耶”。

        私市，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表现。

        在这段时期中，尽蒙汉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但其实在民间却已自发地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