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前，宋给了我一个纸信封，我没要钱，我要的是一张通往宝安县的边防特别通行证，和几张盖着省革委会公章的空白介绍信。

        项廷，你无法想象我第一看到维多利亚港时彻骨的恐惧。我们自幼所受的教育，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万恶不赦，人民皆生活在深火之中。可是当我坐着那辆没有棚的双层巴士，穿过弥敦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得像房一样的广告牌上画着着大的女人，街边的大排档挂着油光锃亮的烧鹅，那霸的香味，让刚刚游过界河、尚是难民躯的我，到一阵眩晕。如果这就是深火，那我们过的日算什么？

        直到一封加急电报辗转了七八个人手，一命符，拍到了我的脑门上。

        也是在那个月，听说在越南战场上，军发动了一次代号为后卫的空袭行动，轰炸机就像开了天一样，投弹之准，令人咋。

        我像一截烂木一样漂了一夜。待爬上满是淤泥的滩涂，我跪地呕吐。抬望去，彼岸是死一般漆黑的深圳，而我的后，则是那片曾被我们视作洪猛兽的、属于封资修的辉煌灯火。

        事态已然不可收拾。逃避上山乡是思想落后，但伪造公文、去向不明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街办的人三度堵了家门，了最后通牒：若项青云一周不现，便叛国投敌论。

        我在香江之畔寻得立锥之地，勉安顿来。好不容易才攥住的一自由，只要不回，便无人能抓住我。我可以在这里结婚、生、经商，过上衣无虞、脊梁直的日。

        我读了奥威尔的《1984》。读到一半我就冲厕所吐了。项廷，书里那个老大哥无不在的世界，本不是幻想，而是我刚刚逃离的现实。我读了波普尔，读了哈耶克。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阶级斗争，还有契约神，还有天赋人权。我看报纸，报纸上居然有人在骂港督，骂英国女王。我吓坏了，我问，这个人会被枪毙吗？工友像看痴儿一样看着我，说，他骂得有理，港督还要来歉呢。我才发现自己不仅是井底之蛙，还是一只被蒙住睛、住耳朵、只会呱呱乱叫的可怜虫。

        半月匆匆，我坐上了去云南队的火车，窗外是不断倒退的北方杨树。

        日久了，我开始学着喝加了冰块的丝袜茶，换上了收腰的洋装连衣裙。记得有一回，电影正片放映前播了一段新闻片，关于国人登月。当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荒原上踩那枚脚印时，全场的香港人都起立鼓掌，我坐在黑暗的角落里泪洗面。当我们在为了一句话、一个袖章颜而把老师打死、把文烧毁、把科学家关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人送上了月球。陆峥是对的。他总是仰望天空，是因为他早就知，那浩瀚天宇才是人类该去的地方。

        我辞掉了工作，将夜校的所有笔记付之一炬，剪去了那稍显资产阶级调的卷发，换上了我偷渡时穿的那件旧褂。我不能让他们看我在香港哪怕过了一天的好日。我用盐搓自己的脸，一周米未，用石磨了我的手茧。

        除了这条命，我一无所有。我没去找任何人。我不想欠债，更不想欠。我在九龙寨城的牙医黑诊所里打过杂，在深埗的胶花厂里穿过珠，在湾仔的大排档里洗过碗。这里的人叫我“大陆妹”、“北姑”。白天我活，晚上我去读夜校，去公共图书馆。

        彼时，所有的亲故旧友，包括还没有懂事的你，都以为我去彩云之南接受贫中农再教育了。我的确上了那趟去昆明的绿火车。但在长沙站，我就了车。一路向南，直到今深圳河边。在那一刻，我突然想笑。我想起昔年父亲率跨过鸭绿江，是何等的气吞万里，而他的女儿，现在却像一只落狗一样，泅渡到对岸敌人的怀抱。

地啊，你怎么不裂开？不必太宽，一就够。让我掉去，让我消失，让这世间再没有人记得有过我这样一个人。

        一旦我被定为叛国，你作为直系亲属，政治生命便就此断绝，少所的墙怕也要关你一关。

        云南建设兵团行了一次雷厉风行的底数大清查。他们著名册一一过堂，自是查不到我档案里填报的那个接收单位，更没有化名“项燕”这个人。公函随即发回了北京街办，寥寥数语，字字惊心：查无此人，疑似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