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尝描述双方之紧张关系曰：“辽丁素悍，登人不能堪”，或称：“登莱两郡自辽阳之失，辽人避乱来奔者十余万，土人多折辱之，或相残杀，辽人怨愤”，或称：“辽人避祸徙，土人日与为雠，戒谕不悛”，此外，监纪谢三宾曾有“辽人在地方，颇不相安”之说，而叛军在回返登州时，更有称：“登人故辽人，至兵临城，犹杀辽人不止”。此故，艾容在致督理刘宇烈的信中，即尝归纳兵变的原因为：“孔、李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

        杂树林里带队的军士举起望远镜，再一次的观察周围荒芜的大地。雪越越密，但是他上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军用保服将寒冷完全隔绝在外。他仔细的旋动手中的俄罗斯望远镜的焦距旋钮，观测着。犹如另一个时空常见的“特种战士”，实际上，军士在二年前还只是一个地地的山东农民。

        这样的戒备绝非毫无必要－－孙远不在家，因为今天张可大，张焘在城外兵败，城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孙远作为孙元化的家丁，已经被集合到巡抚衙门去“枕戈待旦”去了同时，城的辽人也开始动起来。

        更糟糕的是，张焘所都是辽人，和叛军系同源。都对登莱地区的百姓、官员和军人恨之骨，凝聚力极。都憋着劲要打登州去“报仇雪恨”。

        登州看似城，中粮草饷银堆积如山，火炮数以百计，还有新旧军六七千人，许多都经过牙人的训练，但是其中的将领士兵许多都是辽人，登州城又居住着大量心怀不满的辽人，早已是离心离德，竟如纸糊的一般。

        为了弹压城辽人，从叛军兵临城开始，巡抚衙门、总兵衙门、监军各，都派了巡兵，手持令箭在登州城和城巡视，严禁“聚众聒噪”、“散步谣言”。每隔几天就有倒霉被斩首示众。

        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打开2w电台，开始了又一次的定时播报。陈思给观察小组的任务是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登州战场的局势。特侦队员们知：总突然令提每天的报告频率往往是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先兆。

        辽人与登州本地军民的矛盾从东江军民大批渡之后就变得十分尖锐。从崇祯元年开始，就有大量的辽人从岛渡海到登州，由地方官员安置。前后不数十万人。

        “一切正常，没有异常况。”军士说着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特侦队是少数归化民军士和军官统一发手表的队，“向总发报！”

        张可大、张焘设在城外，用以守护城池的兵营也全被放弃，营寨中的武辎重也全落叛军之手。叛军的声势顿时为之一壮。原先李九成、孔有德所，不过一千多人，现在加了张焘的数千降兵，军威大振。

        这数十万的辽人从一开始登上登州的土地就遭到了当地官僚的剥削待，许多人渡海归的辽人因为不堪折磨盘剥，只好重新逃回东江。以至于崇祯元年登莱总兵杨国栋到岛公，怀恨在心的辽民群聚起来企图将其杀死愤。

        从十一月叛军抵达登州城开始，城的十多万从岛、旅顺等地迁来得东江旧人就成了城官吏的一块心病。

官场，都是已经腐烂不堪的果，他个人和少数官僚的努力，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登州城，黄安德正躺在孙远家的一间屋里闭目养神。二支装满了弹的1630型左轮手枪就藏在腰，枕还藏着一枚手榴弹。

        此外，崇祯初年渡海到登州的辽人曾受文龙给札加衔者很多，以致“街市黄盖、腰金者，不计其数”。以至于在文龙于崇祯二年被杀之后，山东巡抚王从义因此疏请加防御，建议：“但有海上西舟帆，即架炮攻打，以为未雨之谋”，可见文龙和东江辽人在山东人心中的形象和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就在不久之前，在城东，在城外驻营护守城门的抚标标将张焘和登莱总兵张可大与叛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张可大率领的南兵打了一个胜仗，但张焘所都是岛的辽人，在战场局势十分顺利的状态突然不顾张焘的指挥突然从战场上退走，张可大指挥的南兵遭到叛军的反扑，损失殆尽。张焘的大半投降了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