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珂一面令各州郡县好统计和丈量工作，一面开始对北伐的军队推行军功评定，然后推行军功授田制度。

        司珂将军功设为二十等，一等军功授田五百亩，第二十等军功授田两亩。凡在疆场战死者，一律最低十八等军功，至少授田五亩，同时发放抚恤金五千钱给其家人，让这些战死的将士没有后顾之忧。

        北伐大军几乎都是北面的民和降卒组成，其中九成以上的都是祖籍在黄河以南，因为河北的民大都往北面和西面跑了，只有河南的民一脑儿的往江南而去。谷

        司珂又取秦汉时军功授田导致土地兼并严重的教训，凡军功所授之田，不可在民间买卖，若田地拥有者没有嗣继承，则收归官府所有。同时，明确规定军功授田的上限，是不得超过两千亩。若达到两千亩的上限，则不再予以授田，以避免现战功显赫的将领拥有大量的良田，再逐渐演化成军功起家的士

的依照政令执行。私兵还好说，毕竟私兵和僮仆难以区分，将府的私兵改个名称即可。但是弩箭、铠甲和弓箭这些，却是交得极其疼，虽然说不可能完全执行，但是也不敢隐匿太多，否则被查来恐怕没有好果吃。没有了弩箭和铠甲以及弓箭，就本没有机会去反抗。但是在司珂的残酷镇压之，这些士族再也没有跟官府叫板的勇气。况且司珂早就将屠刀磨好了，准备拿第一家叫板的士族开刀。

        军功授田的一步是军功授爵，但是爵位要经过朝廷的批准，必当受到朝廷中士族的重重阻挠。司珂自从上次与谢安交谈之后，知自己迟早要走上那一步，所以没必要提早启动，把时间和力耗在这方面。

        但是司珂的政令，正是在发布政令者手中武力横，江北士族式微的时期，双方的力量悬殊较大，士族纵有怨心，也是无可奈何，故此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行。

        将众士族的嚣张气焰打压去之后，司珂又颁布了一政令，那就是任何士族之家，所拥有的良田不得超过三千亩。

        北伐军之所以能征善战，而且个个悍不畏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北面的民对羯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但是光靠仇恨和神激励是不够，必须对这些有功之士予以奖励，才能让这只军队更加奋勇向前，没有后顾之忧。

        为治理“兼并”问题，汉晋王朝均采取了“限田”政策。王莽新政曾实行过王田制，“更名天田曰王田，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但三年后又诏，“诸名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宣布废止。东汉哀帝时，师丹又提限田主张，被付诸实施为“吏民田皆不得过三十顷”的限田令，推行不长时间就“诏书且颁后，遂寝不行”。晋朝实行占田课田制，实际也是一种限田制。这些限田政策均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兼并土地的不是农民，而是士族门阀集团，限田政策直接打击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正如荀悦所言:“土田布列在豪，率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

        军田从本质上就是要将士卒束缚在土地上，令其不敢不听从命令，更不能逃跑，而军功授田则是用中国人最为看重的田土激励他们奋勇作战。反之，临阵退却，不服从命令者除了要承受军法之外，名的军田也要被收回。

        这一政令发后，司珂并没有让各县令实际去丈量各家的土地。他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预防将来现大量的良田万顷的大士族，然后再形成一尾大不掉的势力。

        同时，军功授田，可以不动声的让底层的黔首、民、自耕农等渐渐的崛起，打击士族的特权，而打破士族垄断阶级统治的局面。

        孟曰：“有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意思说没有长久可以维持生活的产业而常有善心的，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到，至于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就没有长久不变的心。

        中原之地，经历数十年的战乱之后，已经是地广人稀，再加上司珂禁止各士族将无主的土地据为己有，便导致官府手中拥有大量的田地。因为衣冠南渡的大之后，那些拥有良田万顷的大士族的田地都成了无主之，此刻全充公，意味着官府手中掌控了江北大半的土地。

        也就是说，司珂的改革方向是允许有大大小小的地主存在，但是绝对不允许有尾大不掉的士族力量存在。前者虽然也是压在百姓上的大山，但是所图的无非是锦衣玉、功名利禄，而士族却要影响和左右朝政。

        其实在历史上的汉朝和晋朝，都有人提过限田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