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

        随后又问：“这商贾之事，与以往多有不同。不是刑、等政府，都需慎重对待。朕所担忧者，唯有一事。就是科举的人，是否能明白这些事？”

        朱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的思想、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日后若边事安定，想来尝试几年，谁都可好。”

        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是皇帝借题发挥，想要借刘钰的，来“科举改革”的风。

        看到皇帝，刘钰心里也是松了气。

        但皇帝说完这话，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的人，而是望向了刘钰。

        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你是术的第一人？还是准备顺带搞，王荆公？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

        “昔者，王荆公虽兴‘新学’、搞‘三舍’。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来的士啊。旧学，却搞新学，亦无滞涩。”

        王安石不只是变法，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意识学问的领袖”，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

        照常理，说都知刘钰既不是科举的、也是一直鼓实学的，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谁也不会说什么。

        可以举的例很多，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

        套三舍法取士、套官学统一思想，这才是变法。不学荆公新学、不用新的意识，想当官？别想！

        一个是说，这种事都是新事，科举学的那些玩意，本不明白。

        包括皇帝在。

海的危机又多可怕，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继续扩张难度不大。

        皇帝问这句话，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实学，到底是术？还是其中也有？

        另一个选择，那便是说“行、没问题，肯定能明白”。

        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心你倒是识大，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就要学李卫公“阖门自守”了。

        但没想到的是，刘钰却：“臣虽不认同甚么‘天地至理皆在中、格一则通万之理’的理，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科举的，一样可以好。”

        “无非是拉犁铧，小不会，只要拉上几天，也就会了。朝廷自有法度，若无前例，则立新法便是。所谓，不为例，如此而已。臣亦不过三四人，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

        自己搞了一套意识形态，借着《诗经》、《尚书》、《周礼》的新注解，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搞了荆公新学。

        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面前一个“因噎废”的人、一方面也算是金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扩张能够压到混乱”的说法。

        既如此，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在印度站稳脚跟”之前南洋，那真是昏庸无了。

        这话，说不该是问刘钰的，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打不着系，他又不是科举的，问了也是白问。

        或如以前说的“王者不治夷狄”，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那不是对弹琴吗？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拿着经书之言、君之义去要求商贾、理贸易，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似乎就该改革科举。

        不过皇帝也没有当众说南洋的想法，只是吐槽了一荷兰国兵弱。

        就像是科举一样，你答题，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

        “科举选，皆天之聪明才智之辈，置此等小事，当无问题。”

        用后世的种种，也很容易理解。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四海一的“一”字，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

        朱学毁了，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没有搞来一整套的系、一套从上层基础到层运行的一整套系。

        这时候，刘钰有两个选择。

        心，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多说朝中的势，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

        日本打打蓝素丹国打得过吗？李淦是觉得，毫无问题，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萨摩藩自己都没问题。

        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认可如今朝廷的朝贡和贸易政策，但也看得皇帝是真心想要改变的，朝鲜都已经被大顺着开关、废弃了京城朝鲜使团的贸易优待……这朝贡国里，朝鲜就是天花板了，朝鲜都如此，日后其余朝贡自是可想而知。

        王安石变法，随后自己搞了“新学”。

        大顺现在的况很复杂，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那就是“破而未立”，以至于一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