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在老婆们面前吃了瘪，还得忍气吞声，这让他十分窝心，不过很快就有了气的地方。中秋节假期尚未结束，便有急报送到，州和江阴对面之敌有异动，不仅集结大批兵力在对岸示威，近日还发生多起敌军渡江袭击沿江村镇之事，敌虽然很快被赶来的驻军歼灭，但是造成了沿江军民数百人伤亡。

        不过玉昔帖木儿的主意虽然不错，但是他们还要过一关，那就是河南行省右丞绍。此人虽然是汉人，但是为人廉洁刚正，若是其参他们一本，禀明实，那就巧成拙了。可老天长，前时安童和绍受命与南朝和议，安童素来与桑哥不合，又被罢相，心灰意冷之消极怠工在扬州溜了一圈，了个面就称病折返大都，事就落在了绍上。

        很快，兵和枢密院也就当前蒙军的动向分别上奏，陆秀夫就此事行堂议后，众臣也以为这是敌军渡江南征的前兆，应即刻加江防和军备，阻敌于江北。但是赵昺看过奏本后却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他没有说，而是旨照此执行，诏令江东制置司各停止秋演，加沿江堡寨的兵力，第一师长江巡逻，各州府动员乡兵协助驻军守卫村镇，防敌偷袭。

        不过赵昺却不这么认为，他将各方收集来的报加以分析后以为蒙元之所以挑起边衅，一者是钱闹的，另一方面是被郑思肖这厮气的。他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事务局传回的报显示蒙元朝廷和议的基调并没有变动，且他们得到河南行省报告却是南朝陈兵江东，且多次渡江袭扰，似有发动北伐的迹象。即便如此真金亦只是敦促玉昔帖木儿严加防守，不可擅自动兵，防止落敌实而终止和议，他正是据此作了判断。

        今年蒙元大军再次陈兵江北起初并没有引起赵昺的关注，毕竟去年吃了亏，今年些准备也属正常，可是一再寻衅就不正常了。因此才引发朝廷的不安，怀疑是不是征西的计划，敌军才会在江东发起攻势意在牵制，行围魏救赵之计。

        赵昺判断是钱闹的是因为两淮经去年一折腾，伯颜又耗巨资修城防，使得河南行省的财政不敷，还留个大窟窿。而今年桑哥重新掌政后大行钩考，已经将这把火从中央烧向地方，河南行省紧靠京畿，又是当财赋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首当其冲。

        于是乎众官一边上书朝廷将责任往伯颜上推，声称所欠的税赋皆是因为其大举修筑沿江城防之故。另一边则是报称南朝要北伐，谁都知打仗是最烧钱的，自然再无法填补历年留的亏空。而大战在即，此刻再行查撤官员明显是不合时宜之举，就是桑哥亲来也毫无办法。

        河南行省财政本来就亏空，加上历年来官员的贪墨，那就是雪上加霜。别说完成伯颜留的半拉工程，连窟窿都堵不上，而钩考之后各级官员只怕都要破产。玉昔帖木儿刚来就赶上这么糟心的事，自然不能瞅着自己的手一个个的获罪抄家，大家一商量只能骗了。

        这种惯例从大宋立国以来就开始了，后来虽然退缩到江南也一直保持来，而赵昺收复江南后也依照此规矩，他却是化过去的被动防守为主动击，去年更是闹了个大动静，搅得两淮动。迫使蒙元由攻势转为守势，更是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开始修筑城防，并导致伯颜倒台，和议重启。

        大宋这边是以刘黻为正使，郑思肖为副使。刘黻年迈，朝中又事务繁杂，和议的主要任务便落在了郑思肖上。因而蒙元和议就变成了郑、两人的交锋，说他们一个是蒙元的名儒，被忽必烈赞为‘秀才’，一个是大宋新晋的探花郎，皆是当世翘楚，平相差不大，可绍却被其气坏了……（未完待续）

有此悟。但此时是非常时期，他是骂不得、打不得，否则现丁儿意外，只怕太后分分钟会把他召过去上课，如此也只能自己生闷气了……

        虽然对外宣传事态十分紧急，大有战争一即发之势，但是赵昺并不特别紧张。其实在秋后搞事历来是两军的常态动作。一者因为秋后雨季彻底结束，上游来减少，长江位降低导致减弱、江面收窄，且气候逐渐凉，正是用兵之时；另一方面秋后之时，也是北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时节，宋军在此时也会加军备，直至雨季的再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