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抄三年圣旨的苦劳，再要求“援例”，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后果就是“中书舍人旧制二十员今已三十六员矣”，冗员泛滥，泥沙俱。

        而赵贞吉这个孙儿赵祖荫，后来就选择了恩荫中书舍人，最终也只混到云南边陲的知府；张居正的四张简修更不成，有这样一个老，居然恩荫武职，比他几个兄弟还差得远了。

        作为文字秘书，才学固然要有，字写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以中书舍人；永乐二年始诏吏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其能用诸阁办文书。”

        除严世蕃外，成化年间首辅商辂，其次商良辅也是先恩荫国监，然后被授予礼主事的职位，最终以从三品太仆寺卿致仕。

        虽然照理说，以阁辅臣之尊，不需要跟三品官员去争监生的名额，但是要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一般大臣升至三品时，其多已成年，总不会有人预知自己能阁而让儿一直宅着；二是正德朝以前，都是卒后荫，等你挂了朝廷才会想起这回事；三是大学士也很可能不止一个儿。所以即便是首辅的儿，也很有可能是监生。而且以监生仕，理论上来说前途要广阔的多，毕竟理论上来说也是“正途”之一，虽然中期以后不能和科举相比，但是有为阁首辅的爹，这都不是问题。

        这种区别对待，一方面现皇帝对阁臣的信任，这本就是阁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标准逐渐之于上。再加上作为托底的荫监制度逐渐完善，因而荫为中书舍人的门槛实际上反而是提了。景泰、天顺年间不乏四品、五品官员乞恩得荫中书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间，三品侍郎已经不够看了，翰林院学士薛瑄之孙薛葵，还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份才得到优待。至此“次揆与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书舍人”的惯例也基本形成。

        这样一来，有些自问家中弟有些才学的大臣，即便皇帝要他恩荫孙，他都不肯。譬如说“太太傅吏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以星变各辞其及孙中书舍人之职。得旨：卿等事朕辅导有年，特各录用一以酬其劳，俱不允辞。”相比那些汲汲营营以求荫职之辈，格一就上来了。

路径，九年考满而逐级提升。蹇义蹇英、夏原吉夏瑄、李贤李璋、徐阶徐璠，皆属此类，最终职位最者也只是三品太常卿。当然好也有，清闲稳定，最多在各种典礼上个面。

        储翰林即为“习字秀才”，通常需要经过“试职”也就是实习才能得授中书舍人，即为“习字”。这就有空可钻了，直接张要官不合适，求一个实习机会，以效犬之劳，不过分吧？于是就有了“以柰鐄为中书舍人鐄掌光禄寺事左侍郎亨之亨为鐄营求写诰三年援例故有是命”这样的事。

        以上要么是特恩，要么是“”，正常况是什么呢？是恩荫一为国监生。国监生并非官职，但是对朝廷而言实则更需慎重，毕竟前述两类属于凤麟角，而监生制度是足以影响整个人才选机制的。因此虽然明初就有“乞准送国监”之例，正统以后也多有官员孙“希求监”，但是皇帝屡以“国监是育才之地，不可滥”为由行各种限制。到了大明中后期，首辅的弟也经常就是恩荫个国监生了事。

        相比尚宝司丞，行使秘书职责的中书舍人更是实打实的天近臣，也因此一直令文武大臣弟趋之若鹜。而相比早早形成惯例的级置，中书舍人的授予标准是经历长期变化才最终确立的，这一过程也很好的现了明中期以后阁地位上升的趋势。

        而对比以上这些之外，更差一的则是恩荫武职。大明中后期文贵武贱不必说了，沦落到去恩荫武职，可见文化平实在拿不手。

        以臭名昭著的严世蕃为例，他监生肄业后，先任后军都督府经历(实习)，后升为顺天府治中，都算是正常升迁。嘉靖二十二年严嵩为他谋求尚宝丞，吏文选郎郑晓认为“治中迁知府，例也。迁尚宝，无故事。”实际上顺天府治中虽然在北京，但是很多时候更像外官，这是一无形的鸿沟。而严嵩选择尚宝司丞这一职位也不稀奇，毕竟这是首辅之理论上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真正难以复制的是其后的火箭升迁速度，几年间就连数级由从五品尚宝司少卿升至正三品工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