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浒传》评，是对这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胡适说，《在考证了宋末到元代的浒故事，《浒》的作者以及对七十回本作了分析之后，胡适总结一种历史化的文学观：“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这种历史化的文学观念，在考证古史演变中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正因为有这种观念方法上的转变，胡适对《浒传》思想涵的认识就有了与前人不同的深刻之。比如，他认为：“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可算是《忠义浒传》后三十回中最采的分。”他觉得尤其是写宋江之死一节最好，“这种见解明明是对于明初杀害功臣有而发的。因为这是种真的慨，故那种幼稚的原本《浒传》里也会有这样哀艳的文章”。

        胡适对《浒传》的考证，代表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系列新理念，比如重视历史背景、故事源、版本演变、文学质等等，从而为小说史学科的建设，铺了第一层基石。

        胡适还特别看重《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说：“我们拿宋元时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来比较这《浒传》，我们不能不佩服‘施耐庵’的大匠神与大匠本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四百年中白话文学的步很可惊异！……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步。”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  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光来逐句批评《浒》，遂把一《浒》凌迟碎砍成了一‘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选家的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并且养成一种八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金圣叹把《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分是“最晚”。

。对一些节与人上的，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浒传〉序》中，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灵、乔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指相关节是先后的。

        与此同时，胡适对《浒传》的文学质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比如他调《浒传》中最采的分就在于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了“新的创造的想象力”；他又从小说与史书的区别、浒题材作品的演变等角度，突了小说细节的重要：

        “金圣叹最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光，他不知《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不逐与文人发挥一肚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盗山变成替天行的机关。明初人借它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它发挥他的一肚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作成一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再者，对《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了诸多新的见解。

        金圣叹对《浒传》的涵过深的发掘，他揭示了《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因此，胡适的《浒传》考证还有更的追求，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替将来的什么‘《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路”：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之文章无有《浒》右者，天之格君无有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我主张让读者自己虚心去看《浒传》，不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见……  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本的文学观念。”